5月下旬，Index Ventures 联合创始人 Neil Rimer 在雅典一场访谈中说出了一句话，至今令人难忘。这位过去三十年最成功的风险投资公司之一的管理者，在这座城市的新兴科技节上谈及 AI 催生的巨额财富时表示，他"强烈感觉到某种形式的财富再分配即将到来"。他补充道："无论自愿还是被迫，再分配必将发生——我希望是自愿的。"他相信，科技领袖"有能力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
说这番话的人绝非等闲之辈。Rimer 于 2021 年退出一线投资工作，如今常居雅典——他的妻子是希腊人，孩子们珍视自己的希腊护照。他穿着皱巴巴的休闲衬衫和牛仔裤出现在访谈现场，而非同侪们钟爱的半拉链衫或精纺羊毛衫。然而 Index 的回报数据依然亮眼：公司自成立以来已从外部投资者处募得约 150 亿美元，去年的退出项目（包括 Figma 上市及 Google 收购网络安全公司 Wiz）为 Index 带来了约 90 亿美元收入。
AI 时代的财富集中：历史重演还是前所未有？
超级富豪的财富规模
Musk 在 SpaceX 上市后身价突破 1 万亿美元，成为史上首位达成此成就的个人。福布斯 2026 年富豪榜中，仅这一年就新增了 45 位 AI 亿万富翁，其财富总和高达 2.9 万亿美元——且此时 Anthropic 和 OpenAI 尚未上市。
据 Business Insider 报道，Anthropic 和 OpenAI 完成 IPO 后，两家公司员工所持股份合计足以买下旧金山都市区近三分之一的在售房屋。
与镀金时代的对比
从宏观数据看，美国前 1% 家庭在去年第三季度持有 31.7% 的财富，创下美联储自 1989 年开始统计以来的最高纪录，并与底层 90% 家庭的总持有量基本持平。
但这一比例仍低于 1916 年镀金时代巅峰时期的 45%。不过，若将视线聚焦到金字塔最顶端，情况则截然不同：著名经济学家 Gabriel Zucman 测算，1910 年前后，美国四大富豪家族的财富合计占美国 GDP 的 4%；而如今，同等数量的人群——19 个超级家庭——控制着 14% 的 GDP。
两条前路：自愿还是强制
Rimer 提出的两条路径——自愿捐赠或被迫再分配——在美国历史上早有先例。
自愿路径的典范：1889 年，钢铁大王 Andrew Carnegie 在论文中主张，富豪应在有生之年将财富作为信托财产用于公共利益，书中写道："富有地死去是一种耻辱。"这篇《财富的福音》被视为现代慈善事业的开创性文件，也是"捐赠誓言"（Giving Pledge）的思想源头。
强制路径的压力：到 1930 年代中期，路易斯安那州参议员 Huey Long 发起"分享财富"（Share Our Wealth）运动，主张对富人征收高额税收，为每个美国人提供基本收入保障。为防止失去工人阶级支持，罗斯福推动了媒体所称的"劫富税"，将最高边际所得税率上调至 79%。这一政治干预虽未达到 Long 要求的力度，但仍成为美国历史上"自愿捐赠未能缓解压力时，政治性强制再分配介入"的最典型案例。
科技行业的道德困境
Rimer 对此并不陌生，他在科技行业工作了大半辈子。真正令他好奇的是"科技公司的道德中心"——这一兴趣可追溯至 1984 年，当时身为斯坦福本科生的他，见证了苹果为学生提供首台 Macintosh 折扣。在他眼中，Steve Jobs 和其他创始人曾是"为世界带来真正益处"的英雄。
如今令他困扰的是，听到自己的孩子用当年谈论军火商或烟草商的口吻，评价某些科技公司。
批评者或许会指出，Rimer 作为 Anthropic 等科技公司的投资者，本身就是这场财富盛宴的直接受益人。但他更希望看到同类投资者主动选择回馈，而非等到历史替他们做这个决定。他赌的是：人们会在被迫之前主动选择容易的那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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