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算法代替民主：技术寡头统治正在全球蔓延
哈佛历史学家、普利策奖得主 Jill Lepore 在即将出版的新书《Artificial State 的兴衰》中发出警告：科技公司正越来越多地取代民主zf 的职能。她将此称为"一种回归——以算法、公司、机器统治的形式重蹈专制与神秘主义的覆辙"。
在 TechCrunch 播客 Equity 最新一期节目中， Lepore 详细阐述了她所描述的"我们应该生活在一个人工国家或机器zf 之下"这一理念的演变过程。
"我并不反技术"
Lepore 强调："我不是反技术主义者。我的不满在于，私营公司越来越频繁地承担起国家的职能。"她指出，这一转变并未经过任何人的同意，是一个"渐进的、大体上偶然的过程"，而这种转变在美国首先发生。
她认为，早期将新技术引入zf 运作的尝试出发点良好，源于对效率、速度和低成本的追求。但在近二三十年间，相关决策才真正开始带有明确的意图——有意识地篡夺民族国家的角色。
"90 年代许多未来主义者和自由意志主义者有一个明确的诉求：利用互联网的进步及其后续创新来消灭民族国家。"她在书中写道。
硅谷领袖与失读科幻
Lepore 在书中追溯了几个世纪前的技术治国哲学，但她指出，硅谷许多"或迷人或不那么迷人的领袖"——尤其是 Elon Musk——所描绘的未来，实际上源自对通俗科幻小说和漫画的误读。
"可笑的是，Musk 所推崇的那些东西，恰恰完全颠覆了他自己的政治信念。"她说。
1996 年电信法案：一个被错失的岔路口
作为政治史学家， Lepore 更关心的是历史上那些"本可以走却没走的路"。
她以 1996 年《电信法案》为例指出："很多人会说，那（法案）就是个错误——不是出于什么阴险意图，而是特定政治时刻的产物，深受 Newt Gingrich 和他的'美国契约'影响，但此后一直很难被重新审视。" 同样，个人电脑的诞生也面临类似岔路口。 Lepore 认为，如果要追溯"更好的计算机技术将带来更好的民主"这一承诺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 1984 年 1 月——苹果在那年超级碗期间播出的经典广告"1984"。
在这支广告中，苹果将大型机 IBM 描绘成极权国家，而轻巧、敏捷、讨人喜欢的 Macintosh 则是砸碎那一统治的利斧。 Lepore 认为，苹果当时大力宣扬的理念是：大型机代表极权政治，而个人电脑将开创一个"1984 不会成为《1984》"的新时代。
从"个人解放"到"人工智能总统"
广告里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中的权力幻觉
这段对话从一个值得玩味的反差切入：苹果 1984 年的 Macintosh 广告，将个人电脑塑造成"个人解放工具"，但作者认为，恐怕连苹果内部也没人真的相信这一点。那时的 Macintosh 就是个"很酷、很好玩"的新鲜玩意儿，没人觉得它能提升公民素养或民主参与能力。
然而，时间快进到 2026 年，情况已经截然不同。作者列举了一连串标志性节点：2016 年 Facebook 设立"最高法院"回应批评；Anthropic 聘请道德哲学家撰写公司章程；Sam Altman 在 Joe Rogan 节目中直言"人工智能当总统是个好主意"。这些不再是玩笑，而是科技公司及其领袖正在主动接管 nation-state 的外衣与民主机制的缩影。
作者毫不客气地指出：这些公司掌门人并没有成熟复杂的政治哲学，却上演了一出"1984 Macintosh 广告的卡通版"，而且他们对此无比认真——偏偏他们手里握有巨大的权力。
Twitter 启示录：平台如何"被政治"、又如何扭曲了民主
当话题转向 Twitter 时，作者的批判更具实证感。Twitter 诞生之初并非"拯救民主"的宏大宣言，Jack Dorsey 甚至形容它"有点像一个玩笑"——最早的玩法是"我今天吃了金枪鱼三明治，你午餐吃了什么？" 转变发生于政客们主动拥抱了这个平台。他们发现 Twitter 能放大政治声音、触达年轻受众、与选民保持高频连接。慢慢地，Twitter 自己也接受了"我们就是数字时代的市政厅"这一定位。到 2012 年，Twitter 官方发布了《Twitter 政治与选举手册》，直接指导候选人如何高效使用平台，并打出"口袋里的市政厅，重建新英格兰镇民大会"的旗号。
然而数据戳破了这幻象：当时仅五分之一的美国人拥有 Twitter 账号，大多数账号从未活跃；90% 以上的政治推文来自不足 10% 的"超级活跃用户"。Twitter 呈现的从来不是普通选民的声音，而是美国政治生态中最极端、最活跃、最党派化的那群人的回音室。作者的判断毫不留情："这本质上就是一台扭曲机器，政客若用它来衡量民意，得到的信息严重失真。" 作者强调，Twitter 并非有意要颠覆民主——它只是想做生意、增长用户、卖广告。但这些"意外后果"一旦形成，平台便逐渐习以为常，甚至安之若素。
科幻传统：机器接管zf 的百年预言
后半段揭示了本书的另一条主线：科幻文学如何提前预演了"人工国家"（artificial state）的到来。作者自称对这一文学传统产生了浓厚兴趣，并将其命名为"人工国家寓言"——机器日益精密，逐步承担zf 的职能，最终反过来统治人类，甚至将人类视为多余。
这个故事模板有多个版本：是《终结者》式的毁灭，还是《星际大争霸》式的奴役？作者指出，这类叙事的历史远比多数人想象的悠久，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 50 年代——工业革命引发的首批严肃反思时期。
作者由此点出一个令人忧虑的当代现象：他的本科学生几乎普遍坚信"技术变革 = 进步"，且"唯一的进步就是技术变革"。在他看来，这是一种 19 世纪才出现的思想发明，部分得益于查尔斯·达尔文发表进化论时，技术加速变革的同步发生。而这种信念，正在为当前科技领袖的"人工智能总统"幻想提供肥沃的土壤。
科技即进步？一段被遗忘的思想史
19 世纪的思想史上发生了一次关键的概念融合：进化论带来的"进步观"，与技术变革带来的"进步观"纠缠在一起，共同取代了更早期关于进步的其他理解——那些理解大多涉及道德进步，即"世界在变好，因为人在变好"或"世界在变好，因为人变得更自由"。
到了今天，主导性的观念已变成这种 19 世纪的技术进步观：所有技术变革都是进步。但客观而言，进步的标准只有一个——事情是否真的在变好。
科幻小说里的百年焦虑
19 世纪"技术进步"与"进化论"的合流，让当时清醒的思考者得出了类似推论：如果机器不断变得更好、更快、能够完成更多事情——不仅能替代体力劳动，也许还能说话、思考、行动——那么它们迟早会在一切事情上超越人类。
这种焦虑反复在科幻小说中找到出口，且一次次地重演。
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作品，是 E.M. 福斯特在 1909 年前后写下的短篇《机器停止了》（"The Machine Stops"）。这部作品几乎可以配上另一个副标题——"没有风景的房间"。福斯特设想了一个近未来：所有人住在各自的小隔间里，一切所需都被送到房间，无需见任何人——食物配送上门，屏幕用于与人交流，所有需求就地满足。
小说中最耐人寻味的设定是：人们对自然界充满恐惧，没人愿意去看太阳。整篇小说笼罩着一层"母体"式的氛围，人们崇拜那台组织他们生活、将一切所需送入小隔间的机器。故事的核心命题是：人类已成为机器的奴隶——机器比人类更强壮、更有力量、更有能力，而人类已经丧失了原本拥有的能力。 故事的高潮，是机器停止运转的那一刻。
如果今天的读者去读这篇小说，会觉得它几乎像是为一个不快乐的网红博主量身定做的日记，而非科幻作品。
科技大佬：糟糕的科幻读者
将这条思想线索连接到现实，会指向一些正在执掌公司、甚至管理zf 某些领域的人物——典型如埃隆·马斯克。作者的核心论断是：这些人是非常糟糕的科幻读者，他们把大量警告故事或充满矛盾的故事，当作未来行动指南来读。
这一现象并非无中生有。科幻小说中确实存在一条技术自由主义的思想脉络。以罗伯特·海因莱因的作品为例，杰夫·贝索斯正是海因莱因的忠实读者，这条思想脉络与他们的政治理念确实存在某种对应关系。
然而讽刺之处在于：马斯克们真正喜爱的那些内容，恰恰与其政治信念背道而驰。
人工国家为何注定失败
作者在书中反复论证一个观点：当前形式的人工国家（artificial state）既不完整，也注定失败。
科幻作家阿西莫夫少年时代最喜爱的故事之一，是劳伦斯·曼宁的《觉醒之人》。其中描绘了"护林人"与"消耗者"之间的战争：消耗者主张用尽一切、肆意浪费；护林人则信奉我们今天所说的重新造林与荒野恢复。这部作品呈现了科幻小说中最经典的张力——人工国家与自然世界之间的对立。
要建立一个人工国家并在其中统治人类，就必须让人类与自然世界隔绝——因为人工国家正在摧毁自然世界。然而，它又需要自然世界的资源来维持运转。
这意味着：一个适合人类居住的星球，无法在完全依赖人工国家设备的状态下存活。 这是科幻小说的逻辑，也是人工国家困境的本质。
民主与地方抵抗
作者坦言自己是一名历史学家，而非政治家或未来学家，因此没有现成的行动手册。他唯一能给出的建议是：生活在民主制度中，决策必须与被治理者协商——而这些决策并不受欢迎。
现实中正在上演类似的情节。在一场场地方数据中心危机中——从城镇到县、从县到州——人们看到大量居民出现在居民会议现场，发出这样的质问：
我们没有住房、没有医疗、没有就业。是谁决定在这里建数据中心？我需要了解更多：能耗是多少？用水量是多少？会带来就业吗？岗位会持续多久？六个月就结束吗？这片区域的白鹭会怎样？
这些质询背后，部分原因是地方报纸的衰落，以及社交媒体对新闻业的破坏——作者认为，在马克·扎克伯格的情况下，这种破坏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意为之的结果。
民主与技术的错位：当民意被代表绕过
越来越多人注意到一种现象：技术决策与公众意愿之间出现了严重脱节。盐湖城数据中心的案例就是典型——超过七成当地居民反对这一项目，但民意代表最终仍投了赞成票。这不是真正的代议政治。有分析认为，政治代价终将在选举中显现；但前提是，民主机制的运作本身还足够健全，公众才有机会用选票回应代表的失职。
十二年前的论战：创新者的两难
Jill Lepore 在 2014 年为《纽约客》撰写了一篇深度文章，系统质疑了克莱顿·克里斯滕森（Clayton Christensen）提出的"颠覆式创新"理论。这篇文章后来被她收入新书。
Lepore 当年写道："颠覆式创新是一个关于企业为何失败的理论，仅此而已。它无法解释变革，也不是自然法则。" 克里斯滕森随即回应，指责 Lepore "打破了她指控我违反的所有学术规范"。
十年后重读旧文， Lepore 的立场毫不动摇。她认为，问题在于历史学家群体一直没有认真对待这些理念。
历史方法的失范
Lepore 坦言，当初接下这篇约稿，正是因为她无法接受"颠覆式创新"被当作历史变迁理论来使用——它声称基于档案证据，但在历史学的学术标准下，其论证方式完全站不住脚。
她亲自重做了一遍研究，结论是：这套理论根本经不起检验。
Lepore 批评的核心在于：克里斯滕森的论证体系与历史学界对"变革如何发生"的严肃理解毫无对话。
一个汽车与马车的类比
Lepore 指出，技术从业者其实真正关心历史问题，只是很少听到来自学界的回应：
人们真的想知道：这项技术是什么？我在做什么？会有什么后果？历史能教我什么？汽车取代马车时发生了什么？交通法是如何诞生的？我们是怎么有了驾驶证制度、有了交通规则、有了强制保险？在一种激动人心、深刻改变社会面貌的技术出现之后，我们是怎样逐步建立起那些防护栏的？
她感叹，历史学家与技术专家、企业家之间的对话太少。"不是因为我站在旁边说'我来给你上一堂历史课'——而是真的有值得认真探讨的话题。"
评论